六月的烈日下，柏油路面被晒得软绵绵的。我站在梧桐树下，身穿笔挺的军装，汗水悄然滑落至脖后。远处，一队车辆缓缓驶来并停下。车门打开，一位身着将军军装的官员走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右手抬至帽檐，随后，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那张我六年来一直希望躲避的脸。他的手在半空中停住，喉结上下滚动，眼眶微红，显得格外动情。我的心跳声急促，似乎有人用鼓槌猛敲我的胸口。他说道：“好小子，原来你躲这儿了。”我的手僵在帽檐上，已然忘了往下放。

毕业典礼的前一晚，我收到姐姐程晓玉的短信，内容让人心沉：“爸住院了，胃里割了一块，没告诉你。”我盯着手机屏幕，久久无法移开视线。熄灯的十点四十分，我坐在床边，宿舍里其他人已然入睡。韩高昂在上铺翻了个身，轻声问我：“是谁？”我回应道：“没什么。”关闭手机后，我躺下，闭目，却无法驱散脑海中那晚与父亲诀别的情景。那晚，父亲在巷口呼喊我的名字，而我却没有回头。微弱的白炽灯照亮他的身影，拉长得无比扭曲。

次日清晨，分队长蒋长兴把我召进办公室，桌上的全优学员推荐表仅待我签字。他告诉我：“你被安排在典礼上迎接首长，第一哨。”蒋长兴是我在军校四年中最为敬重的人，他年约四十，黝黑的脸庞与洪亮的声音让人印象深刻，尽管他训人毫不留情，但手下的士兵无人不服。我望着推荐表，迟疑了一下，把它推回去：“队长，先放着吧，等典礼结束再说。”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复杂的情绪：“你确定？”我坚定地点了点头。他思索片刻后，将表收回抽屉，未再提及此事。

他继续布置典礼当天的安排，我立正应声。转身欲走时，他叫住了我：“程启明。”我停住，回头。蒋长兴一语道出我家的情况，语气平静，我心中一震，但未曾问起他如何知晓。我填写的档案简略地描述父亲为“程岩，退伍军人”，没有多余的隐瞒与解释。他的目送让我心情复杂，我走出办公室，阳光刺眼，六月的风热烘烘的，好似在喧嚣。

想到自己在军校的四年，我已经适应了这个季节的味道，空气中混杂着青草、泥土、汗水与铁锈。站在台阶上，我忆起十年前的那个夏末，我家居住于军分区家属院，院中的六栋楼全是军人家庭，早晨能见到穿着作训服的叔叔们跑步归来，那时我满心羡慕，憧憬着穿上军装的模样。然而我父亲程岩并非军人，至少在现役方面与军人无缘。

我清楚母亲常说父亲在物资局上班，负责档案管理。每日清早，他骑着那辆二八大杠的老式自行车，穿着灰色中山装，戴着蓝色帽子，看上去与军人并无交集。然而，家中那个樟木箱确是他的禁忌之物，从不让我靠近。箱子上的锁是老式铜锁，钥匙不知所踪，而父亲十分谨慎地将其藏于床底。我曾好奇询问母亲，得到的却是：“大人的东西，别胡问。”

在四年级的暑假，我在家完成作业，随后关注起那只樟木箱。利用缝隙，我探手摸到一件鼓囊的物体，竟是一件旧军装，洗得发白，与我家母亲一针一线缝补的痕迹相呼应。正当我仔细端详，父亲突然回到家中，手里拎着一条鱼。他的脸色瞬间阴沉，不等我反应，展露出愤怒，一把夺过我手中的军装。他的声音高亢而威严，我吓得腿软。愤怒与激动交织在他脸上，那一刻的他让我震惊，最终他无言将军装叠好，锁上箱子，慢慢推回去。

那天晚上，母亲归家见我脸肿，问起原因，我只是沉默，父亲则坐在桌边，一言不发。夜深时分，我上厕所，透过窗子看到父亲坐在院子门槛上，肩膀微颤，吸着烟。他在哭，我内心充满疑惑，那一刻我并未明白他的泪水背后的故事，却已在心底埋下了一个念头：究竟是什么样的部队，让一个男人感到如此痛苦？于是，我向往这一切，踏上了持续十年的追寻之路。

高二时，我首次将志愿表带回家，填写了军校与指挥专业。在饭桌上，父亲喝汤时瞟了一眼，面色渐变。我将其放下，他询问：“这是谁让你填的？”我坚定答道：“我自己填的。”彼此的目光在空中交汇，情景变得愈发紧张。